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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我党档案管理制度的滥觞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25日  [ ]  访问数:

 

    我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党的重要文件和档案资料管理工作的规定——《文件处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诞生于1931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办法》由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起草,经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管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的周恩来批准试行。《办法》对保护和管理党的珍贵历史文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神秘的“中央文库”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湖北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保密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中央文库保管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这些档案包括:中共中央文件、电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1928年到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其他重要会议形成的文件;党中央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请示;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和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的文件;红军和群众革命团体的文件;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手稿,以及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手迹、照片等。这些档案较完整地反映了1935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及苏区、白区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并对党和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档案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其危险性、破坏力也是无法想象的。中央文库是名副其实的党的“一号机密”。

 

1931年,瞿秋白起草周恩来批示的《文件处置办法》(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党中央就制定了一系列周详稳妥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保持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不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从1927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烽烟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档案一直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大上海的中央文库,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虽险象环生,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纰漏。22年中,10余位中共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其中3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9年9月,中央文库最后一位守护者陈为人将16箱文件送交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此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将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签发电报,要求华东局“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先予奖励”。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忠贞不渝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旧上海白色恐怖环境下,是他们用生命完成了守护党的“一号机密”这一艰苦卓绝的事业。

“文件入库,备交将来”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的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保管处保存”。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即“中央文库”)已经集中了20余箱档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管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

    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有流水账,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1931年初,周恩来到中央文库查用文件时,意识到档案管理工作上存在安全隐患,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周恩来对陪同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办法》规定,中央文件统一按四大类编目入库保存:第一大类,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或材料),包括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议案、致中央或全党信,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及中央全会的议案以及记录;第二大类,中共中央对外宣言、告民众书等;第三大类,中共中央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政治及组织问题)记录;第四大类,中央决议及通告、宣传大纲(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信件)。《办法》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办法》还规定了文件留存、销毁办法,要求对原件已散失而登载于报刊上的宣言、告民众书等重要文件“须努力收集”,对“事务性质”“绝无内容”的文件均予销毁。在《办法》的最后,瞿秋白特意加了一个总注,写道:“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画上了表示着重强调的圆圈。见到起草件后,周恩来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在革命低潮时期,在受到党内“左”倾路线排挤的情况下,瞿秋白精心起草《文件处置办法》,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办法》成为我党第一个关于档案文件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并由中央文库最先执行,使得大量党的早期珍贵档案史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9月29日 总第3125期 第二版